“收入是民生之源。要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，努力縮小收入差距。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，推進工資集體協商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。”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段話成為今天工會界委員熱議的話題。大家普遍認為，推進集體協商的步伐將邁得更大。
對于集體協商，國家連出舉措：“十二五”規劃綱要提出了集體協商的原則目標、方法路徑；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明確提出“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”；國務院批轉《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》強調，要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，積極穩妥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和行業性、區域性工資集體協商……
但在曾經長期擔任工會主席的王秀芳委員看來，推進集體協商并不容易。一些企業特別是非公企業，對于建立工資集體協商的積極性并不高。即便身為安徽省總工會原主席的王秀芳委員親自“游說”，都難推動。“企業認為，協商就是要漲工資，總‘協商’他們吃不消。”王秀芳委員頓了頓說：“其實，‘平等協商確定’是企業工資分配原則的重要內容，但并不是說‘一商就漲’。”
全國政協常委、全國總工會原副主席徐振寰回憶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部分行業企業，當時，一些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，通過平等協商，向職工擺明企業困難，反而贏得了職工的支持，職工主動要求降工資，與企業共克時艱。當企業效益好轉后，再次通過協商，把職工的工資漲了回去，有的甚至比危機前還高。
“凡是開展了工資集體協商并真正發揮其作用的企業，無論是企業管理者、勞動者還是工會，對協商的結果都是比較滿意的。”徐振寰委員說。
據了解，在各級工會持續推進下，工資集體協商工作取得長足進步。截至2013年9月底，全國共簽訂集體合同242.0萬份，覆蓋企業632.9萬家，覆蓋職工近2.9億人；簽訂工資專項集體合同129.8萬份，覆蓋企業364.4萬家，覆蓋職工1.6億人。
“這項工作在推進中還存在較大困難。”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陳榮書委員在調研中發現，社會各界對工資集體協商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解和疑慮；缺少國家層面系統規范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律法規；部分工會干部存在“不敢談”、“不會談”的現象；一些集體合同的履行及作用發揮還不到位，等等。
“有人說，工資集體協商是你們工會的事情，你們自己做就是了。錯！在這當中，政府要發揮主導作用，光靠工會是不夠的，也是不能有效推進的。”中國農林水利工會主席盛明富委員的話直截了當。
“集體協商的確不應只是工會一家的事。”曾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應代明委員表現出對集體協商的“絕對支持”。他認為，國家提倡協商民主，這個概念也包括集體協商。特別是工資集體協商，涉及職工最核心的勞動經濟權，無論對協調勞動關系，還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，都是十分有效的手段。
應代明委員認為，各級黨委應該加強領導，政府有關部門要積極配合，把集體協商特別是工資集體協商納入重要日程，持續支持和完善集體協商制度，形成多方合力推動的工作態勢。“這對社會發展和職工隊伍的穩定都大有裨益。”
“社會各界都應剔除誤解，真正使集體協商成為企業文化，成為企業處理勞動關系矛盾的自覺行動；使集體協商成為普通勞動者增加收入分配話語權，理性合法表達利益訴求的重要途徑。”陳榮書委員說。 |
